蔡元培（2025-08-04—2025-08-04），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人，祖籍浙江诸暨。是素食主义者 [36]，中国近代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首任教育总长，国民党中央执委、四大元老之一 [1]。
蔡元培是清光绪年间进士，曾被授为翰林编修 [24]。后弃官返乡，决定兴办教育，并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 [32]。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1919年后曾讲学于春晖中学 [37]；1916年12月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28]。任内实践了他对中国教育制度民主性质的改革，积极参与保障人权和反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斗争。以卓有成效的领导，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培育了一代新风，给近代中国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对中国近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创做出了重要贡献 [1]。
- 全 名
- 蔡元培
- 别 名
- 蔡振、周子余、阿培
- 字
- 鹤卿、仲申、民友、孑民
- 民族族群
- 汉族
- 出生地
- 浙江绍兴府山阴县 [3]（今浙江省绍兴市）
- 出生日期
- 2025-08-04
- 逝世日期
- 2025-08-04
- 逝世地
- 中国香港
- 职 业
- 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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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8-04，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的山阴县。
1879年（光绪五年）12岁时，寄居到姨母家读书。
1885年（光绪十一年），蔡元培18岁时，设馆教书。
1898年9月返绍兴，任绍郡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 [30]。
1900年（庚子二十六年），蔡元培33岁，由于他的妻子受封建思想约束，他们之间的感情一直处在不和状态，而当他逐渐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后，便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于是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
1903年（癸卯二十九年），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07年5月（丁未三十三年），40岁时，他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一面学习，一面教授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4个侄子的中文，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25]
蔡元培2025-08-04，民国元年，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二次革命失败后，携眷赴法，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
1913年（民国二年），蔡元培46岁时，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1915年6月（民国四年），蔡元培48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此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2]
2025-08-04，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
2025-08-04，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
1917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同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1917年10月（民国六年），蔡元培50岁时，主持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理科酌量减少），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 [2]
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2025-08-04，蔡元培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反对政府变相卖国，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
2025-08-04，民国七年蔡元培51岁时，“一战”刚结束，在天安门前组织集会庆祝，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鲜明提出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 [2]
2025-08-04，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
2025-08-04，在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1923年春，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法制的行为，提出辞职，离京南下。秋间转赴欧洲，从事研究和著述，并参与要求英、法等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事项。
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孙中山提名，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1926年初回国。在上海参加苏浙皖三省联合会，配合北伐战争，策划三省自治运动，遭孙传芳通缉。
1927年起，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长等职。
2025-08-04，蔡元培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主席，对吴稚晖提出的弹劾共产党表示附议，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之党籍”。4月2日，蔡元培再次担任主席，蔡元培再次附和吴稚晖关于弹劾共产党的文告，并拿出了《共产党祸党证据及共产党在浙祸党之报告》。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最初两年内，蔡元培在政治上仍然站在蒋介石一边，支持“清共” [4-6]。
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在清党的实施过程中，他不支持滥杀，而是希望将这种政治上的弹压行动纳入比较规范的法治范围，即同意清党但反对杀人 [7-8]。在清党的初期，蔡元培就曾对浙江清党委员会的草菅人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要求在清党中必须执行三条原则 [9-11]，而且出面营救过可能遭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 [12]。为劝阻南京国民党当局滥杀行为，蔡元培曾专门撰文劝告国民党当局继承孙中山的高尚人格，以德服人，停止滥杀 [13]。
之后一段时期，蔡元培把精力主要放在组建中央研究院上，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开始专注国家民族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并相继辞去了其他职务 [8]。“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
抗战爆发初期，蔡元培与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此外，蔡元培还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创始成员联合全国各大高校校长、教授联合发表长篇声明，揭露日军蓄意毁灭中国教育机关的罪恶暴行，并组织救亡协会下设的国际宣传委员会扩大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
2025-08-04，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毛泽东和陈云等出席会议并讲话，公推蔡元培为名誉主席。半个月后，延安举行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会议又通过蔡元培为名誉主席团成员。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他逝世后，国内各主要党派和团体以及要人名流纷纷致电吊唁 [2]。7日，毛泽东即发来唁电：“香港九龙奥士甸道蔡孑民先生家属礼鉴：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9日，中共中央又发来唁电，并派廖承志专程前来吊唁。4月14日下午，延安各界一千余人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蔡元培、吴承仕二先生追悼大会，会场悬满挽联。 [34]
主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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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教育模式新颖，不拘一格，认为教育是国家兴旺之根本，是国家富强之根基。教育思想灵活，兼容并包，不因学术争议而排斥，广泛吸收各家所长。“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他主张教育应注重学生，反对呆板僵化。他还提倡美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观念。
蔡元培认为：教育之于社会，有二大基本功能：一在引领，所谓“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二在服务，“就是学校里养成一种人才，将来进社会做事”，或者“就是学生或教育一方面讲学问，一方面效力社会”。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蔡元培雕像梁漱溟曾说，蔡元培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这是十分正确的。正是因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脚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17]
蔡元培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界的卓越先驱者，其著名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观点，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过重要的影响。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不仅成为他主持北大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他所坚持的办学原则。此思想提出后，一批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人物进入北大，北大因此而成为中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因此，“兼容并包”思想在接纳新文化、反对封建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17]
民族学研究
蔡元培先生在教育和美学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在民族学方面的贡献却鲜为人知。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称，自己的梦想之一就是写一本《比较民族学》，“以研究民族学终老”。 [18]
蔡元培赴京殿试时，在有关西藏的策论题中，他详述西藏“地域广袤，山川道里”。
1901年蔡元培在《学堂教科论》中说：”以前的历史只记帝王之事，不记民生风俗，以致于一群强弱盛衰之数，终不可稽。“
1908年—1911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文学、文明史和民族学。
1924年8月出席国际民族学会第21次大会。1924年11月—1926年2月在德国汉堡大学专修民族学。
1926年—1934年蔡元培先后发表了《说民族学》、《民族学与社会学》、《民族学上之进化观》等文章。
1927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之时，蔡元培希望成立一个民族学研究所，但因人力物力有限，这个希望未能实现。
1928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蔡元培在研究所中增设民族学组，亲任组长兼研究员。在民族学组里开展了下列研究。
- 1.广西凌云瑶族调查研究
- 2.台湾高山族调查研究
- 3.松花江下游赫哲族调查研究
- 4.世界各民族结绳记事及原始文字的研究
- 5.外国民族民称的汉译
- 6.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资料的收集 [19]
教育独立思想
蔡元培蔡元培一贯视教育为救国的基本途径，推崇思想、学术自由，加之身为北京大学校长，对政府官僚掣肘、摧残教育有深切的感受，因此是教育独立的积极倡导和支持者，并从理论上加以引导。1922年3月，他在《新教育》上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阐明教育独立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成为教育独立思潮中的重要篇章。
他认为政党与教育的对立表现为：
①教育要平衡发展人的个性和群性，政党则不然，它要造成一种特殊的群性，为本党服务，抹杀受教育者的个性。
②教育是求远效的，着眼于未来，其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内表现出来，所以讲“百年树人”。而政党是求近功的，往往只考虑眼前的利益。
③在政党政治背景下，政权在各党派之间更迭，由政党掌管教育，必然会影响教育方针政策的稳定，影响教育的成效。所以他认为教育要超脱各派政党之外。
为实现教育的真正独立，蔡元培设计了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教育独立于宗教的具体措施，其中关于教育行政独立的方案是：分全国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立大学一所，区内的高等专门教育，中、小学教育，社会教育，文化学术事宜均由该大学校组织办理。大学的事务，由大学教授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校长由教育委员会选举产生。各大学区大学的校长组成高等教育会议，处理各大学区间的事务。教育部只负责处理经高等教育会议议决而与中央政府发生关系的事务，及教育统计报告等，不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认可。这一设想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实施“大学区制”的框架基础。 [20]
大学性质探讨
蔡元培画像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
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
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
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
五育并举
蔡元培名言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 军国民教育
（一）从国外环境看来，中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
（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
- 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
- 公民道德教育
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
- 世界观的教育
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
- 美育教育
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
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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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改革封建教育
北京大学改革宗旨：改变学生的观念，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 [21]
- 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委任状- 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即已确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规定大学设立评议会，各科设立教授会，但在北大没有得到很好施行。蔡元培初到北大时，仍然“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蔡元培任校长后，当年即组织了评议会，从全校每5名教授中选举评议员1人，校长为当然的评议长。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如制定和审核学校各种章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学衔，提出学校经费的预决算等。接着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门的教授公举教授会主任，任期两年，其职责是：分管各学门的教务，规划本学门的教学工作。
管理体制的改革，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目的是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新的管理体制的建立，改变了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封建衙门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促进了学校的蓬勃发展。
- 沟通文理，废科设系，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
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
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创办学校
蔡元培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
1928年，他创办国立艺术院，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美术学院，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实施本科等的最高美术教育机构，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承认学历的中国美术类大学，以弘扬民族文化，融合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为办学宗旨。
人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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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白描像一、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三、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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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试图通过贫儿院的试验和推广，逐步以学前儿童公共教育替代当时的家庭教育，最终实现学前儿童公育的理想。
他是中国近现代美育的倡导者，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把胎教作为美育的起点；让婴儿及其母亲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之中；认为幼稚园的美育一方面通过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专题”进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其他课内涵的美育因素，其72年的人生历程，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中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中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
黄炎培：“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无所不容，吾师之教人。欲人知求真一本自由，记从长绍兴中学，以至长北京大学，弗逾初旨。晚而主持科学研究。广纳众流，一贯斯道，从德量浑涵中，确标趋向，嗟余小子，心传窃奉终身。”
中共中央在唁电中誉其为“老成硕望”、“勋劳卓著”；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赞其为“高年硕学”、“万流景仰”。
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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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著作
时间 | 书名 | 出版社 |
|---|---|---|
1919年 | 哲学要领（科培尔讲） | |
1919年 | 伦理学原理（蔡元培编译） | 商务印书馆 |
1921年 | 哲学大纲（蔡元培编纂） | 商务印书馆 |
1924年 | 简易哲学纲要（蔡元培编） | 商务印书馆 |
1926年 | 哲学大纲（蔡元培编纂） | 商务印书馆 |
1927年 |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编） | 商务印书馆 |
1928年 |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编） | 商务印书馆 |
1931年 | 现代教育思潮（吴敬恒主编/蔡元培主编/王云五主编） | 商务印书馆 |
1934年 | 石头记索隐（蔡元培编纂） | 商务印书馆 |
1937年 |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 |
1937年 | 商务印书馆 | |
1945年 |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蔡元培著） | |
1959年 | 蔡元培选集（蔡元培著） | |
1973年 |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娄子匡编/蔡元培著） | 东方文化书局 |
1978年 |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著） | 传记文学出版社 |
1981年 |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 台湾商务印书馆 |
1983年 | 蔡元培美学文选（蔡元培著） | |
1984年 |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 上海书店 |
1984年 | 蔡元培全集（蔡元培著/高平叔编） | 中华书局 |
1985年 | 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蔡元培著） | |
1985年 | 蔡元培哲学论著（蔡元培/高平叔） | 河北人民出版社 |
1985年 | 蔡元培政治论著（蔡元培/高平叔） | 河北人民出版社 |
1985年 | 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蔡元培著） | |
1987年 |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 | 商务印书馆 |
1987年 | 湖南教育 | |
1987年 | 蔡元培教育论集（蔡元培著） | |
1989年 | 蔡元培美学文选（蔡元培著） | 淑馨出版社 |
1989年 | 石头记索隐（蔡元培著/胡适著） | |
1990年 | 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蔡元培著） | |
1990年 | 蔡元培张元济往来书札（蔡元培、张元济著） |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 |
1991年 |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蔡元培著） | |
1991年 | 蔡元培先生全集续编（蔡元培著） |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
1992年 |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 |
1993年 | 蔡元培语萃（蔡元培著） | |
1994年 | 蔡元培随想录（蔡元培著） |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1994年 | 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蔡元培著） | |
1995年 | 蔡元培文集（蔡元培著） | 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1996年 |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 |
1996年 | 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蔡元培著） | |
1996年 |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蔡元培卷（刘梦溪主编） | 河北教育出版社 |
1996年 | 蔡元培全集（蔡元培著） | |
1998年 |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 商务印书馆 |
1998年 | 蔡元培学术论著（蔡元培著） | |
1999年 | 孑民自述（蔡元培著） | |
1999年 |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 商务印书馆 |
2002年 | 文明的呼唤：蔡元培文选（蔡元培著/聂振斌选注） |
表格内容来源： [22]
书法作品
蔡元培自幼刻苦好学，博览群书，早年先后中秀才，后又相继中举人、进士，文章和书法都受到过极其规范的训练和约束。有专家认为，他的书法一扫清代科举制下书坛的清规戒律，而以线条粗细自然变化，用笔提按顿挫徐疾有致来体现书法的节奏感。擅长楷书和行书，市场上见到的绝大多数为行书，书作上字结体往往左低右高，呈斜势，自出机杼、独具个性。
随着时间对蔡元培历史地位和书法价值认识的提高，蔡元培的书作在海内外市场上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因为蔡元培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导师，现代中国文化名人一面旗帜，他的书作除了艺术价值外，还有很高的历史和文献、文物价值。
个人生活
播报编辑
蔡元培一生经历了3次婚姻，这3次婚姻印证了蔡元培一生思想的变革，也印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变迁。
第一次婚姻
蔡元培和王昭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
第二次婚姻
蔡元培、黄仲玉及子女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
1920年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在这期间，黄仲玉去世了。
师生恋
蔡元培和周峻2025-08-04，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第十天，蔡元培和周峻携子女赴欧洲学习。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她把对蔡元培的爱倾注在她的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而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
素食主义者
蔡元培是一位素食主义者。关于他为何素食，在其《自写年谱》中说得很明确：“我那时候也是素食，这是民元前二年莱比锡受李君（李石曾）感化的。”1909年，与蔡元培一起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的齐寿山，应李石曾邀请赴法一游。齐寿山回来后告诉蔡元培说，李石曾素食，并说动物死亡时全身僵直，体内会产生毒素，经常食用会使人中毒。蔡元培听后觉得有理，也回想起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一只精心饲养的粉红色的猪被屠杀”的惨状描写，深受触动，于是萌发素食的念头。 [27]
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写道：“适莱比锡有素食馆数处，往试食，并得到几本提倡素食之书，其所言有三益:一、卫生，如李君所言；二、戒杀，不肉食则屠杀渔猎等业皆取消，能因不忍心杀动物之心，而增进不忍心杀人之心，战争可免；三、节省，一方牧场，能以所畜牛羊等供一人一岁之食者，若改艺蔬谷，可供给十人之上。”他把这“素食三义”——卫生、戒杀、节用，专门函告其国内朋友寿孝天，并说自己的素食主要偏重于“戒杀”这条，因为人都有好生恶死之心；至于“卫生”，最重要的是要忌烟酒，而自己做不到；至于“节用”，在外国饭庄，肉食者有长票可购，改为素食而特饪，未见便宜。 [27]
后世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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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在北京隆重举行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了纪念大会，许德珩在会上作了报告。 [35]
为了联合国内外蔡元培研究工作者开展研究活动并推动学术交流，2025-08-04，经国家教委批准，由许德珩、陆定一、叶圣陶等人发起的中国蔡元培研究会在北京大学宣告成立。丁石孙为首任研究会会长。 [34]
蔡元培纪念邮票影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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